随着中国薪资水平的迅速上涨，加上今夏频发的劳工事件，外商不免对中国制造业的未来产生了疑问。 制造企业无疑在经历重大变化，劳动密集型和污染较大的行业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各企业更多地要求获得自主组建工会的权利。
但迄今为止，大部分塑料生产商把面临的这些变化视为需要克服的挑战，而不是视为不再将中国作为首选制造地的开始。
欧盟商会珠三角地区分会会长AlbertoVettoretti说：“我认为媒体肯定会对此大做文章，特别是欧洲媒体，称中国的制造业已近末日黄昏之类的论调，尤其是珠三角地区。”
他说，但现实情况没那么简单。虽然成本在上涨，劳资关系日趋复杂化，但在中国，诸如广东和上海这样较为发达的地区在供应链和劳动力上仍比中国其他地方和海外国家具备显著的优势。
他说：“欧洲企业确实在物色中国的其他地方或其他国家…［但］事实上真正迁离［珠三角］的企业并不多。”
以美国注塑商GWPlasticsInc.公司在广东东莞的工厂为例，自从当地政府把最低工资提升20％至920元人民币（约合315美元）后，该厂的薪资水平也大幅上涨。
公司总经理EdBoyden说，虽然工厂工人的薪资增加了许多，使GW的总成本也相应增加，但这一局面仍是完全可以应付的。
Boyden说道：“原本这应该对我们产生些许影响的，但我们的自动化程度较高，因此受到的影响不像在生产上劳动力高度密集的富士康那么大。”他提到了台湾电子生产商富士康国际控股公司决定把有着数万人的工厂从深圳迁至成本较低的中国内陆城市。
GW公司的国际市场开发副总裁BenBouchard说，对GW来说，保持劳动力的稳定比控制成本更为重要。
他说，该公司在北美也采用了同样的做法，从美国得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模塑工厂向墨西哥出口零部件。
他说：“我们所处的市场并不要求我们把生产迁往印度尼西亚或越南这样成本更低的地方。［成本上涨］对我公司的生存能力没有任何的影响，也不需要向客户提价。”
GW公司正考虑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将在上海附近新建第二座工厂。
中国本地的一些大型加工企业也表示，他们通过提升自动化和其他策略很好地应对了薪资上涨的问题。
中国最大的塑料管生产商联塑集团控股公司的总部及其最大的生产基地都设在广东佛山。
公司董事长黄联禧说，联塑也一度面临着薪资上涨的压力，但通过自动化手段成功地克服了，同时还利用其规模优势获得了价格低廉的原料，并裁掉了1000多名技能水平较低的全职工人，用外部职业介绍所推荐的人才取而代之。
黄联禧说，对于看重中国国内市场的企业来说，劳动力成本上涨并不是很重要的因素。黄联禧说，由于建筑市场的迅速发展，联塑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价格，以转嫁成本上涨的压力。
他说，若你把这里拥有更高效的供应链，且地处发达的沿海地区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就会发现其实在广东这样的地方的总成本没有比中国其他地方高多少。
挑战不断
尽管如此，随着中国制造环境的日益严峻，各企业纷纷开始寻找新的生产地点。
新加坡模具生产商ExpressTechPte.Mfg.Ltd.公司近期在越南胡志明市建成一座工厂，原因之一是一些客户不想完全依赖在中国的制造基础，目前该公司在中国也有一座工厂。
ExpressTech公司也预计中国的成本将大幅上涨，虽然眼下和越南的差距不是太大，公司总经理LeongYokeMing说：“从长期来看，越南在成本上将占据优势。”
但其他一些公司表示，他们采取了其他降低成本的做法，而且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香港的朋友模具有限公司也曾对是否应在地处西南地区的云南省建造模具生产厂进行过考量，但发现当地的基础设施颇为匮乏，其业务经营总监AndyS.K.Chu如是说。
他说，于是在今年工资又上涨了15％后，该公司开始着重提高华南工厂的生产效率。
他说：“和美国的工厂一样，我们增加了机器数量，减少了人手，还购买了新的管理软件。”
他说，朋友模具公司在三年前约有1000名员工，而现在只有850人，但销售额却比2007年时还要高，其中来自北美客户的订单有所增加，因为这些客户希望降低模具的成本，即便在经济危机时期其业务也依然旺盛。
其他面向出口的中国模塑生产商也同样缩减了人手和提高了自动化程度。
比如，香港的雅达模具设计制造有限公司说，在把中国工厂的员工数从1000人减至800人后，在过去两年里其销售依然保持稳定。
许多此类出口型的香港塑料生产商都在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不少工厂相继倒闭。
除成本压力外，制造企业还面临着环境方面越来越大的挑战。
欧盟商会的Vettoretti说，随着政府对污染整治力度的加大，在华南地区一些城市要取得环境许可变得越来越困难。他说，时间一长，这可能会迫使企业迁离这些地方。
他说：“环境部门的整治力度日益加大，这些企业所在的地方可能将无法获得许可和通过环境审批。”
精英企业控股有限公司CEOJackYeung说，中国政府在积极鼓励内陆省份的发展和沿海地区制造业升级，这一长期趋势是塑料企业不容忽视的。
总部位于香港的精英公司近来在墨西哥和中国内陆新建了注塑工厂，希望借此规避中国沿海地区成本上涨的压力。
据观察人士称，今夏从华南地区汽车行业突发的劳工罢工最终将使劳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来自香港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专门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JonathanIsaacs律师说，令经国家批准的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感到尴尬的是，一些罢工是由非该工会会员的工人单独发起的，其目的是扩大自己的工会组织活动，包括在外资公司。
他在美国商会在7月召开的某论坛上说，麦坚时律所的分析显示，在今年夏天的罢工中，日本和台湾企业所占比例“很高”。
他说，虽然中国政府未公开具体的数字，但根据媒体的分析，约有40％的罢工和骚乱都发生在日本和台湾公司。
但是，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或地区的任何一家企业都可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劳资关系，不仅仅是在华南地区。
举例来说，据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称，今年夏天在辽宁大连涉及73座工厂的7万名工人的连续罢工事件，在给工人们加了34％的工资后宣告平息。
薪资之所以上涨，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希望借此缩小国内贫富差距，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目前广东省普通工厂工人的月工资约为1500元人民币（220美元）。
政府在薪资问题上采取更强势的姿态。中国一家主要的政府政策咨询机构提议在未来五年里每年至少提升20％的工资。
据香港《华南早报》报道，广东省政府在今夏出台法规，允许在发生纠纷时集体进行劳资谈判，但其中的一些条款，比如让劳工代表进入企业董事会，招致了香港制造企业的反对，因此集体谈判在眼下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Isaacs说，中国政府是把广东作为解决劳资问题的试点地，如果可行将在全国范围铺开。
